我们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什么

——访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教授

-本报记者 陈宝泉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番改革发展的大潮，进入了内涵式发展、提高的阶段。大学人，特别是高教的领军人物都在思考什么是内涵式发展，当下要做的重要工作有哪些？记者日前就此话题走访了哈工大王树国校长。

一流大学看重的是学生的基本素质，比如诚信、奉献

王树国(以下简称王)：我觉得内涵式发展最重要的是大学文化的建设。我当了这些年的大学校长，越来越觉得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价值环境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思索，要做的工作还真是很多。我们高等教育经历了这一轮大发展，应该进入内涵提高的阶段。我们这些进入“985工程”的大学、进入“211工程”的大学不应该还停留在为了出几位院士、出多少成果、得了什么奖而沾沾自喜的阶段。我们必须把眼光转向世界，反思一下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有什么差距。

过去我们在“硬”实力上与人家相比差距较大，要迎头赶上。现在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重要的是要在“软”实力方面多动些脑筋。我们都知道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是世界一流大学。那么他们的优势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说他们出过很多名人，他们的毕业生当中出了那么多总统、首相、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企业家。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出那么多的杰出人才？是因为他们的名教授多？实验室设备好？经费充足？这些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看关键是大师成长的环境，是这些名校的传统、文化与信念，主张对于新的知识不懈的追求，自主发明创造，等等。这些学校的共同点是什么？我认为他们都看重学生基本素质的提高，比如诚信，比如奉献。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曾听人介绍，比较中美名牌大学，明显的差异之一是研究生读书的目的。中国学生读研多数是为了谋生，读到博士仍有人是为了就业；美国学生读研是出于兴趣。现在看来说兴趣不够准确，应该说是为了追求，为了志趣，或是志向。

王：二者间主要是索取与奉献的差别。你所说的谋生或者就业，其实质还是谋取好的职位，看重的是收入、地位这些东西；而追求志趣就不同了，是通过对某个学科的毕生钻研来实现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贡献。“站在谋求人类福祉的前沿”。

记：这也和社会意识有关。评价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价值，中国人仍然是看能否尽快谋得一份现成的好工作。在一些工业国家，人们对此的评判是走出校门后能否尽快自主创业。好的毕业生应该能尽快为别人创造就业机会。

王：转变这种观念要从大学开始，从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开始。从文化上、价值取向上引领社会本应是这些大学的重要义务之一。社会上总有人搞什么“名校排行榜”、“名校毕业生薪酬排行榜”之类的东西。我们暂且不论他们根据什么搞这种排行，用的是什么方法，有没有充分的统计依据，就从价值取向上判断，也可以看出这是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相悖的。大学不要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你控制不了它就不要在意它，不要被这种东西所左右。

再有，作为大学校长，你要关注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和师生员工总体的价值取向。有个毕业生给我写信，说是上学四年一直都很受用，但是颁发学位仪式组织得不认真，不够庄重，给自己留下了终生遗憾。

记：我曾在一所名牌大学看到过，授学位时有的男生穿着短裤、拖鞋就去了，从背后一看很不雅。

王：这封信给我的震动很大，于是我要求各院系，对于学位授予仪式要精心准备，提出要求。校领导都要到场，给自己的学生一位一位地履行仪式。要体现出大学人的价值观，体现出师生间、母校与毕业生之间的尊重、爱戴、祝愿等等情愫。

还有一次在威海分校开会。我看到会场在大白天拉着窗帘，开着灯。我马上招呼大家把窗帘打开，关上灯。大学在当地应该是首善之区，大学人的思维与行为必须践行先进文化。现在节能减排、珍惜资源已经是世界主流文化，你怎能毫无意识呢？听说威海分校现在特别注重校园的节能减排，人走灯灭。

哈工大的一位学生，由于自身是稀缺血型，所以医院遇到情况就打电话找他献血，他也是有求必应。在校几年下来共献血15000毫升，可他从来不和别人说起这事。还有马祖光教授，出国期间把补助都买成仪器资料带回来。对于这些高尚行为，当校长的都要了解，要在学校里大力弘扬，不能看成仅仅是思政部门的事。

大学必须保证培养质量，否则没有返修的余地

记：在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方面，您也有很多思考和见解。

王：我先说说质量与数量之间的关系。大学生的培养质量必须有一定条件保证，毕业生不像产品，出了瑕疵没有返修的余地。因此我们坚持师生比不能超过1∶12，尽管我们高校现行的拨款政策是按在校生规模计算。

记：我在和一些学者讨论研究生培养质量时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即研究生必须是手工培养，而不能是批量生产。

王：本科生的培养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哈工大正在试行给本科生配导师。这是复合材料专业的杜院士开创的。从二年级开始，本科生也有机会随导师听一两次学术会议，有机会到导师的实验室里看看读研的师兄们正在从事的航天材料高端科研项目。从本科生阶段培养学生的专业志趣，这对于培养一流人才很重要。我去欧洲有幸接触了丁肇中先生。丁先生给我介绍了他的治学路程。丁先生刚出国时考取的是机械工程专业，他自己并不喜欢，不擅长制图。他最想读的是实验物理。他找到物理学导师去问，答复是可以转专业，但几门关键课程的考试必须能打“A”。丁先生说自己就拼命干了半年，得了几个“A”，走上了毕生孜孜以求的治学之路。

培养高水平工程人才除了价值取向和操守外，还要注重实践环节。哈工大在硕士生的培养方面正在试行三种模式。这是依据硕士生们的发展要求而定的。硕士生在发展上一般有三种诉求，一是去企业，二是继续考研读博，三是献身事业，做大学问。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培养模式上有不同的侧重，有偏重于工程能力的，有偏重于学术能力的。因此我们的培养模式一是与企业联合培养。我们遴选了14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结成校企联盟，要求对方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有高端技术装备，有稳定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科研课题。二是在校内培养，跟着导师做国家、部委的大课题。三是与国外知名大学联合培养。你知道哪种最成功？第一种模式，与企业联合培养最成功。

通过这种模式我们知道了企业对人才的渴求出乎我们的想象。选准课题后，我们的学生就进入他们的团队，进入岗位，很快就进入角色。有的还当了小组长，领取一份不薄的工资。学生们在企业里融入企业的运作，领会团队精神，感受企业文化，成长很快，给人以一下子长大成人的印象。他们在专业上的收获也很可观，校学术委员会对这部分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的评价是：总体水平不低于在校内跟着导师做大课题那部分同学。这些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预订了，他们也成为企业与学校的桥梁。

循序开放育人环境

记：在育人的思路、学校内外的育人环境方面您还有什么思考？

王：我经常思索的是，如何把社会教育的因子引入高等教育，而不是把校园封闭起来。我去法国访问，去看我们派去留学的学生，问他们，在法国学习与在国内上学时有什么不同。他们回答说毕业实习很不一样。我们国内的工科类大学学生的毕业实习多半是在校内做，或是以校内为主，顶多老师给个真题做做，还有很多就是做模拟项目。而在法国就不是这样。法国工科大学生在最后一个学期做毕业实习，首先是学生自己去企业找项目，就和找工作差不多。然后是选一份好的做下去，期末时拿回来的有工作合同、月薪和一份实践报告、一份评语。这么做要用到很多素质、能力，这些素质、能力都是一个工程师所必需的。我们也考虑向人家学习，但是国内有些条件不具备，或者说环境不允许，实习单位还得由老师去找，去选择，由学校联系，老师带队去。我们现在就要作出努力，改变这种情况。

在生活上也是。我去法国留学最开始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找房子，当时有点犯难，觉得还是国内好，不必为这些事耗时分心，可是还得硬着头皮去找。等找了一圈下来才明白，这是接触社会最好的方式之一。法国大学的食堂只管中午饭，早晚饭要由学生自己解决。有的学生嫌做饭麻烦，晚饭就去买个汉堡包解决了。大学生作为成年人，本应该置身于社会之中。但是我们目前的办学方式把学生与社会的许多联系都截断了。

法国大学是引入社会企业来开办学生食堂，政府给企业减免，食堂在价格上给学生以优惠。这种优惠教师得不到。学校规定教师不得在学生食堂用餐，或者付出比学生高一倍以上的价格。有什么问题由政府与企业协商解决。虽然学生只享受一顿饭的方便与优惠，但还是感谢政府。我们高校的做法是把学生的生活都包下来，食宿、安全的责任都由学校承担。从某个角度看，是把学生当成未成年人来照顾。这样在某些方面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记：我在南方听到过高校后勤部门的一些意见。他们说沿袭计划体制的全部包下来的环境，难以培养出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学生来。但是这种环境的改变要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大学办社会转向社会办大学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其步伐、方式要受不同地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要不断探讨，积极努力。

能否引入企业评价机制

记：在治学治校，比如匡正学风方面，您也是有整体思考的？

王：我以前对于评估、评比发表过不少言论。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改进的建议，谈谈大学在这些方面的责任。比如评估，可不可以分类指导？像进入“985工程”这一层面的大学，与那些经历体制改革不久，办学思路尚不成熟，硬件、软件都在完善过程中的学校不要用一套模式来评估。对于国内这一层高水平大学，一流大学，可不可以引入企业评价，引入用人单位的评价？居同一层次的大学，抽人组成专家组相互评估的方式值得推敲。比如让我去参加清华的评估我就不敢去。从某个意义上讲大家都是运动员，又都有机会当裁判，这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不如请企业，请用人单位来当裁判。在香港，某年内地一所高校在当地就业的毕业生超过100人，它的劳工部门过一段时间就要去各个用人单位作调查，问得很细。

在应对评估的态度上，大学也要端正态度。接受评估要严肃认真，但是过犹不及，要有从容淡定的心态。好的评价来自科学的办学方略，来自平时严谨求实的管理。急来抱佛脚就难免出问题，那就有违大学精神，甚至斯文扫地了。

记：我有一次出差，在机场看到当地一所名牌大学的人为迎接评估组专家跑到廊桥里打出牌子，感觉真的很不好。

欧美国家在教育需要做较大改革、调整的时候都会大量吸收社会、企业、用人单位的意见，形成了机制，比如若干年一次的全民教育大讨论。发达国家的民众尤其是企业家也有关注教育的自觉，能够提出有价值、有见地的意见、建议。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劳工部门，他们掌握着就业市场的信息。我在十几年前看到过美国劳工部对高校的一份建议，提到当时就业市场对于毕业生素质要求：一是要具有分配财力的意识能力，二是有与人合作的能力，三是搜集使用信息的能力，四是快速理解系统的能力，五是学习、掌握新技术的能力。现在看来，具有这五方面能力的毕业生也是符合我们当前企业、社会需要的。比如能快速理解系统的年轻人，就业后很快就能进入角色，当然受欢迎。

王：我也经常思索这些问题。和校内的同事们探讨，如何调整我们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及手段，提高学生这些方面的素质。我最近给院系的同事们提出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加强收集企业对于毕业生情况的反馈，使得我们教育、教学的改进与来自企业的信息能形成一个闭环。现在我们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够强，这个改进、提高、毕业生在企业里的验证、信息反馈、再改进调整的环节链还封闭不起来。

在匡正学风方面，一方面要大力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堵塞漏洞，完善制度。这方面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哈工大，我们一直在强调，发表论文不看数量而要看质量，看你对于学界、对于社会的贡献率。你发表了10篇文章没人看，就不如发表一篇文章有10个人看。国际学术界很看重影响因子，他引率，即你的文章被别人引用的几率有多少。从今年开始，哈工大实行博士生论文“盲审”制度，即请同行专家审阅的博士生论文寄出时不得带有任何个人信息，杜绝那种导师为弟子的论文给熟人打招呼的现象。

教育改革要知难而进

记：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是一脉相承的，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升离不开基础教育改革的配合。如果不改变社会用人、用工标准，基础教育阶段应试教育改进缓慢，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还会影响社会，影响高等教育；而高校新生的选拔制度不变又使得中小学教育摆脱不了“高考指挥棒”。对打开这个死结您有什么思考？

王：这的确是个难题。我想现在可以从高校的自主招生试点方面做一点试验，看能不能取得突破。我们考虑过在百分之几的自主招生范围内，在中学推荐的基础上加上综合考评，由专家组票决。在考评前跟学生说清楚，你要是想学工程来哈工大就对了；你要是立志当一名科学家就报别的学校。后来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比如中学推荐上来的学生也是好学生，但不是最好的生源。学校仍然安排那些最好的生源参加高考。中学还是让那些最有把握的学生去冲刺高考，提高升学率，增加考取名校的比率。这样大学招生考综合素质的引领作用就被抵消很多。

总之，教育、考试、升学，牵扯社会公正，牵扯到到千家万户，关乎大政方针，改起来可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难就不去碰它，就不动脑筋，就无所作为。改革开放30年，要总结、要思索的东西很多。你提起的这个题目应该是我们要通盘考虑，逐步、系统地解决的一个重要题目。